拍拍脑袋、足不出户是做不好理论创新的

170余年前，被法国政府驱逐的卡尔·马克思前往英国伦敦。在大英博物馆的日日夜夜里，他写出了揭示资本主义本质和运行机制的《资本论》，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。

100多年来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、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，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。

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，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年代。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绝不是拍拍脑袋、足不出户就能做到的，而是要敢于解放思想、躬于实践，担负起理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。

（一）

1978年5月11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，犹如一声春雷，开启了在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，历史的齿轮再次转动起来，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此发生了改变。

一篇不足万字的文章为什么能改变中国的历史？除了天时地利之外，理论工作者的努力尤为重要。作为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主要作者，胡福明常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：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持你写出这篇文章？“修正错误，解释真理”，这就是他给出的答案。

我们常说，理论之树常青，但如果对树上的枯枝败叶视而不见，自然会损害理论之树的生命力。要让理论有活力、不断创新，就要敢于突破思想上的“舒适圈”，跳一跳，摘掉不健康的枝叶，而不是只躺在大树下乘凉。

必须关注的是，现在的一些理论工作者更倾向于做“对”的证明题，少了些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辨。从小的层面来说，如果理论工作者总是迷信某个领域的学术权威，那么这个领域则少了些前进的动力；从大的层面来说，正是有了胡福明等理论工作者“发时代先声”的勇气，才能推动时代向前进步。

当然，敢于挑战权威绝不是盲目自信、随便攻击。在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出版以前，胡福明等人就做了非常细致的文本和调研工作，反复斟酌了大半年的时间。因此，推动理论创新固然要敢于质疑，更要有扎实、细致的研究。

（二）

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？在我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张卓元看来，那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。理论创新尤为如此，必须要向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求索智慧。

从认识到实践，再从实践到认识，理论创新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螺旋上升的过程。一旦脱离了实践，理论难免会变成“空中楼阁”，理论工作者也会陷入“纸上谈兵”的困境里。

张卓元曾十多次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，“两个毫不动摇”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中央战略决策和改革举措。当年，党的十六大报告起草组调研了浙江、江苏、广东等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互相促进发展的经验，从中提炼出了“两个毫不动摇”。此后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经验也充分证明了，“两个毫不动摇”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。

有人认为，历史是过去发生之事，无法改变，因此党史研究也应“就史论史”。知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就用自身实践反驳了这个观点：“光用史料，没有理论分析，起步和站位不高，很难达到一个新的境界、新的水平。”

2003年3月至2013年10月十年间，石仲泉断断续续地将中央红军、红四方面军、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方面军的长征路，还有西路军地主要路段和重大事件发生地都走了一遍，在宏观上构建起了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，并对红军长征的若干基本概念、遵义会议等的历史意义作了新的理论解读。

如何减少过去党史研究的概念化和陈旧感？石仲泉通过走出“书斋”，“走走”党史，到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现场，去获得更直接的体验和感受。

理论工作者也要走出“书斋”，走向实践，在实践中检验理论、丰富理论，推动理论创新。

（三）

在全球化时代，谁的话语体系更具道义感召力和思想穿透力，谁的话语就更能传播开来，就更能吸引人。很长时间以来，西方话语体系和“西方标准”在国际社会占据主导地位。

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彻底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。加快构建属于中国的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，以阐释“中国现象”、传播“中国声音”，已经成为促使理论工作者推动创新的内生驱动力。

如何构建？一是立足自身，突出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；二是开放包容，尊重话语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，吸收他国的经验精华；三是接轨国际，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、新范畴、新表述，为其他向往和平与发展的国家提供更多有益启示。

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看来，范式创新是当下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重要使命。在探索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初期，只能别无选择的引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“微观-宏观”范式。然而实践证明，“微观-宏观”范式所刻画的是一个同质化的抽象世界，而现实经济行为则更加复杂多变；中国经济的腾飞也为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。

基于多年对产业（工业）经济学、国有企业改革、企业管理学等中国经济发展核心领域的研究，金碚提出并致力于推动经济学范式变革向“域观”范式演进。

一项重大考古成果的发表，往往能引发世界关注，也是展现一个民族文化魅力与文化自信的有益时机。从事考古工作40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历史学部主任王巍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过程中，既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，也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

在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上，他和团队经过反复论证、研究，冲破了国际上“文明三要素”的桎梏，提出了适用于其他文明的“中国方案”，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。

人类实践特有的魅力就在于不断涌现的“苦恼的疑问”，这也是理论创新、理论发展的奥秘所在，让问题之树开花、结果，这就是每位理论工作者穷其一生，上下而求索的。

制作：章忻  周宇晗｜ 监制：吴晔

编辑：周宇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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